蘋果：蘇獨公投教台灣的事

蘇獨公投教台灣的事

作者：黃偉峰（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蘇格蘭獨立公投揭曉，支持獨立的一方以近40萬票落敗。這場公投對台灣最大的啟示不在於其結果，而在於蘇格蘭獨立透過公民投票所進行的議題設定過程；公投不是洪水猛獸，透過公投，蘇格蘭人更認真地思辨自己的未來，蘇格蘭將來也勢必獲得更高程度的自治。

蘇獨公投勝負的決定關鍵在投票前一週，當時蘇格蘭獨立陣營的聲勢來到最高，甚至超越統一派，這導致英國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工黨、保守黨及自由民主黨紛紛出面溫情喊話，也允諾給蘇格蘭更高程度的自治權力。獨立派的聲勢高漲激發了反獨派的警覺，導致這場獨立公投變成過度動員的投票。

原本預估，若投票率是落在七成五到八成，獨立派仍有可為；但最後投票率衝高到八成六，這是反獨派高度動員的結果。但換個角度想，蘇獨長期以來的支持率約在22%，這次卻衝高到45%，其實同樣大有斬獲；未來，除了國防、外交以外，蘇格蘭在徵稅、健保甚至北海油田的資源如何分配上，都將有更大的權力，這是在公投之前難以想像的。

蘇格蘭最大的政黨蘇格蘭民族黨若能有效轉換這次民氣，其在英國國會席次的成長已可以預期，往後也將藉此推動蘇格蘭民族主義，類似蘇獨的辯論將在蘇格蘭內部重複發生。不過，北海油田預估僅剩廿年的開採期，十年後再來討論蘇獨，經濟條件並不一定站在蘇格蘭這邊。對於高度自治的聯邦未來將維持現狀或走向分裂，政治學界的實證研究常有不同的答案，蘇格蘭主觀上的民族主義與客觀上經濟條件未來如何碰撞，仍需要進一步觀察。

蘇獨公投對於台灣最值得借鏡的部分並非結果，而是透過公民投票的議題設定所展現的過程。首先，當公投的結果是「有意義的」，的確會影響到你我生活時，公民投票往往會展現非常高的投票率。

其次，公投不是民粹，民粹之說往往是把持代議政治的人害怕老百姓做決定，因為公投而顛覆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這次的蘇獨公投，它即便最後結果獨立不成，蘇格蘭也已經獲得高度的自治，它顛覆了所有英國政黨在國會裡為蘇格蘭設定的政治議程。

可貴的是，支持蘇獨的一方為了說服人民支持，他們編撰了一本611頁的蘇格蘭未來白皮書，裡頭對於蘇格蘭獨立後的財政、貨幣、社會福利有完整的說明；當然，反對者也據以提出反駁，過程中沒有暴力脅迫、仇恨對立，但雙方卻對蘇格蘭的未來有更多的想像，這是民主政治的典範。

蘇格蘭的公投沒有門檻，贏一票就是贏，所以正反雙方都會賣力去動員，輸也輸得服氣。但反觀我國的公投法，從提案、連署到公審會到投票率，每個地方都設限，這不是公投法，而是「不」公投法，因為它自始就不給人民做決定。

公投其實是一種非常保守的政策工具，因為民眾怕改變，如果民眾對未來不確知，就常常會透過公投來維持現狀，蘇格蘭這次的投票結果就是明證。民主政治的確不能常有公投，但絕不能完全沒有公投，因為沒有公投，政治就是一灘死水，既得利益者還是繼續走一天算一天，蘇格蘭當然也爭不到高度自治，這也是這場公投給台灣的啟示。

中時：天堂不撤守－莫讓司法成為良醫的刑堂（陳長文）

天堂不撤守－莫讓司法成為良醫的刑堂

2014年09月08日 04:10
陳長文

8年前，筆者透過超音波與電腦斷層檢查，發現膽囊有異狀，主治醫師告知，我有兩個選擇，一是定期觀察；一是開刀割除。

面對手術選擇，著實天人交戰。經過諮詢，我了解到膽囊的功能是儲存肝汁，割除後對身體健康的影響相對可控制，但如果膽囊裡真有什麼壞東西異變為癌，那就可能為時已晚。於是在醫生「建議」下，我「決定」割除。

割除膽囊後化驗結果，膽囊裡沒有壞東西。問題來了，我該欣慰：「還好，膽囊裡沒有壞東西？」還是生氣：「好好的一個膽囊被割掉了？」

我毫無猶豫的選擇前者，一則，我知道，醫生們已盡力診斷，憑著專業做出建議，這些建議都是出於善意；二則，我也清楚，人力有時而窮，我們還沒進展到「科幻電影」裡那種超能人用手摸摸別人的肚子，就能百分百的確斷肚裡有沒有癌細胞的神通。現在的醫療技術，對於某些疾病的檢查，只能以一種「機率」的概貌呈現。既是在機率下的選擇，中間終究避不開類似賭博的「僥倖」或「不幸」。

2009年，一個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台北地方法院李英豪審判長的身上，李審判長控告為他看診的台大外科醫師胡瑞恆等5醫師涉業務過失傷害，將他健康的膽囊割掉，並求償900萬元。筆者能理解李審判長認為白挨一刀、一個健康的膽囊被拿掉的心情。

但李審判長這「白挨刀」、「健康的膽」的感覺，可以說是來自一種「事後」觀。在動手術前，也許這顆膽有50％的機率有「壞東西」，但開完刀後，有沒有壞東西就是0與1的問題。但我們不能用開完刀的0與1，回頭去算開刀前的「機率」的帳，那是不公平，也不邏輯的。

假設情形恰恰相反，我和李審判長最後選擇不開刀，而結果，我們兩個人的運氣都不好，膽裡有壞東西並異變為癌細胞，這時，我們是不是還是要回頭控告醫師們呢？

就算膽裡有壞東西的機率不是50％，是10％，也就是有9成的機會，這一刀會白挨。那麼，要選擇9成的機率白挨一刀，還是賭那10％的命不開刀？很多人說不定還是會選擇不要賭那10％的機率，而選擇9成白挨一刀的可能。這仍是自己的選擇。

所謂「涉己則亂」，正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健康與生命非常看重，更要讓自己不要被這過分的執著妨礙了自己冷靜與理性判斷。

當然，我不是李審判長，在膽囊切除的遭遇上，也許我們兩人遭到的處境有相似性，但卻不相同。因此，如果，被控的醫師確有醫療的疏忽，那李審判長的提告，自然有其道理。但日前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認為被告醫師無罪。被告律師指出：「此案經專業醫審會鑑定，認為李英豪審判長的膽囊，在超音波檢查中，的確顯示異常，且不只1年如此，若未動手術，可能有癌化的風險，目前醫界的作法，就是動手術摘除。」

醫審會的鑑定，顯示了被告醫生是依照專業進行判斷。

將此個案擴大成整體醫病關係的思考的話，會發現，近年來醫病關係的緊張，有一部分原因，也許是雙方都少了一些同理心。近來，由於對病患權益的合理重視，讓醫師在醫療過程中更加謹慎，這是好事。但如果演變成讓醫師執業時處在動輒得咎的處境，那麼受害的將是病人，因為，這一來會讓未來有志於醫者卻步，二來會讓正在從醫者在面對醫療個案時不敢遵循專業，而寧採取消極、防禦的方式，先求自保、再求療效，這絕非我們希望建構的醫病關係。

最後，此案仍可上訴，但筆者建議，李審判長也許可以考慮放棄上訴，選擇更超然的高度，重新去看這個也許當初有一點因為「涉己則亂」的訴訟，讓不必要的糾紛平息，留一個佳話。

日劇《白色巨塔》裡有一段有啟發性的對白：「法庭不是制裁醫師的地方，相反地，法庭是促進醫學進步的地方！」這並非表示，要縱放違法、輕忽怠惰的醫師傷害病人，而是讓我們共同警省，切莫讓司法狹隘化成了醫生的刑堂，而應在一次一次的判決裡，釐清醫病關係的平衡線在那裡，不要讓醫師陷入動輒得咎的處境，而能鼓勵醫師精益求精，放心的憑著專業，擔當人們健康與生命的守護神。（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中時：最高院認定 精障犯案可判死

最高院認定 精障犯案可判死

2014年09月03日 04:10
林偉信／台北報導

患有精神疾病者可否判死？有無違反兩國際公約？這是我國實施兩公約後，廢死與反廢死團體爭論不休的問題。最高法院昨日對彭建源殺人案的判決，明確宣示可對精神障礙者判死，此見解除非經最高法院刑庭總會推翻，否則未來諸如北捷殺人案的凶手鄭捷，若以精神疾病作為抗辯，仍可判死。

馬英九總統發布實行兩公約後，國內死刑存廢及可否判死，一直存在許多法律爭議；廢死團體主張，我國已實施兩公約，就應遵守聯合國委員會決議，法院不得判處死刑。

廢死反廢死爭論不休

廢死團體更舉出94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議，保留死刑的所有國家，不得對患有精神或智力殘障的人判處死刑，或對此種人加以處決，並把這當成擋下死刑判決的利器。

這個主張去年最高法院生死辯時，「殺人魔」陳姓男子的律師顧立雄也曾提出，合議庭最後以陳是否為精神障礙有待鑑定的理由，將案件發回高院更審，但卻讓廢死團體誤以為最高法院支持其主張，形成極大的誤解。

調閱聯合國文件解讀

此次彭建源的律師王展星，也在最高法院生死辯時，援引此規定，為彭求取一線生機。

最高法院審理此案，特地調閱聯合國相關文件，並逐一請法學專家翻譯原文進行解讀，卻得出不同的結論，讓彭的律師及廢死團體踼到「鐵板」，也對這項法律爭議，進行宣示性的判決。

最高法院主張，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實施兩公約的國家，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但最高法院查詢其組織架構發現，「人權事務委員會」與彭的律師所稱的「人權委員會」是不同機構。

人權委員會沒強制力

最高法院指出，所謂的「人權委員會」只是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所轄的「人權委員會」，其決議根本不受兩公約效力所及，況且該決議內容只是「敦促」會員國不得對精神障礙者判死，沒有強制遵守的效力。

合議庭援引公約判死

另外合議庭也援引兩公約，可對「謀殺」「蓄意殺害造成生命喪失」者判死規定，直指彭建源故意潑灑汽油，造成極端嚴重後的罪行，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依兩公約規定將彭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