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投書】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是觸犯殺人罪？

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是觸犯殺人罪？

簡松柏／台南高分院公設辯護人

新聞報導「23歲酒駕男撞人1死2傷！法院罕見依『殺人罪』收押」......「酒駕」肇事，造成「1死2傷」的慘劇，嫌犯因此而被法院裁定羈押（收押），這看起來合理、也應該合法；但依據「殺人罪」的罪名而羈押，這樣認定的具體理由是甚麼？

如果這則新聞報導是正確的，從新聞報導來看，以觸犯「殺人罪」來羈押的具體理由是：「郭男明明知道自己喝醉了精神不濟，但卻仍執意開車上路，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從對新聞報導的反應來看，檢察官、法院以這樣的理由來認定郭男涉犯「殺人罪」、來羈押郭男，似乎贏得了民眾一片叫好聲......換言之，這樣的認定應該是符合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期望......但是，讓我們繼續來看看底下的說理：

1.Ａ明明知道違規左轉可能撞死人......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違規左轉，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
2.Ｂ明明知道強闖紅燈可能撞死人......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強闖紅燈，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
3.Ｃ明明知道超速駕駛可能撞死人......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超速駕駛，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
4.Ｄ明明知道打人頭部可能致人死......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打人頭部，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
5.Ｅ明明知道以刀傷人可能致人死......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以刀傷人，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

應該還可以舉出更多如此類似的說理......如果這樣的說理是正確的，那麼，各法院過去所判定的過失傷害罪、過失致重傷罪、傷害罪、重傷罪、過失致人於死罪、傷害致人於死罪、重傷致人於死罪等等個案，恐怕泰半以上都應該要改判、改判成立殺人未遂罪、殺人罪......（於是乎，臺灣到處都是殺人未遂罪犯、殺人罪犯）；不唯如此，絕大多數的酒駕行為，在酒駕之初（還未出事之前），因為也都是「明明知道自己喝醉了精神不濟」，「卻仍執意開車上路，將他人生死置於度外，有不確定殺人之故意」，所以也應該一一直接認定是成立「殺人未遂」罪責......。於是乎，「殺人未遂罪」與「殺人罪」的總量勢必就直逼毒品犯罪總數，成為我國第二大宗的犯罪......。

《刑法》第一八五條之三第二項、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規定裡的法定本刑，其實已經相當不輕；這樣重的刑罰為甚麼不能發生抑制此類悲劇的效果？主政者為甚麼找不到遏阻這類悲劇頻頻發生的方法？

《刑法》上的「故意」，不但「確定故意」的定義很明確，「不確定故意」的定義，按照法律的規定、司法實務歷來的解釋，如下列所引的例子，其實也足夠清晰、穩定與合理，我們豈能違背學理、破壞體系、毫無道理的橫加變動：

1.《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又，最高法院24年度總會決議（五）決議：「本條（按指《刑法》第十三條）之故意採希望主義。」

2.最高法院的判例、判決：
a.22年上字第4229號刑事判例要旨：「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成立，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在犯人主觀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仍應以過失論。」

b.95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刑事判決要旨：「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

104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刑事判決要旨：「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係採希望主義，此為學理上所稱之『確定故意』或『直接故意』。同法條第二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則採容任主義，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確定故意』或『間接故意』。確定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或明確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並進而決意行之；而不確定故意乃行為人雖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但仍容忍或聽任其發生之謂。」

c.107年度台上字第2858號刑事判決要旨：「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及同法第十七條之加重結果犯，條文之中，雖然皆有『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而其區別，端在前者之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後者，則就構成犯罪的基本行為具有故意，但對於該行為所惹起之加重結果，主觀上沒有預見，然而按諸客觀情形，當能預見，始就此前行為之故意，外加後結果之過失，合併評價、加重其刑，兩相迥異，不應混淆。」

我們必須思想，因為「酒駕造成了......死亡的悲傷慘劇」、「酒駕『意外』對社會秩序影響重大」，行政機關（檢察官）、法院就可以棄置原來應該適用的處罰規定而不用、就可以破壞穩定而明確的法律規定與司法審判實務例來合理解釋的「後遺症」？我們必須思想，往《刑法》、刑罰裡頭鑽，為博得民眾一片叫好聲，只要治安出現問題、被輿論嚴厲指責，那就再加重刑罰、曲解《刑法》？於是乎，「刑法」（刑罰）、「嚴刑峻罰」極可能再度輕易的就成為無能的、懶惰的主政者最為方便的執政工具（執政績效不佳、民心不穩時，為轉移執政無能焦點......成為無情悖理的執政工具），這將會是多麼危險的事？

【食品法】並非一有違反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第9款，或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等規定之行為，即當然可成立此罪，而以產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具體危險為必要構成要件。其中所謂具體危險，係指法益侵害之可能具體地達到現實化之程度，此種危險屬於構成要件之內容，須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之可能性（危險之結果），始足當之；故祇須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為已足，並不以已經發生實害之結果為必要。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83號刑事判決

民國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即102年6月19日前當時有效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第9款規定，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為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或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復於該法第34條第1項規定：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即有該法第31條、第33條之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金。又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食品衛生管理法（即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則將上開禁止規範改列並增訂為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9款及第10款，規定：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為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或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並於該法第49條第2項規定：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即有該法第44條之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金。故無論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4條第1項，或該次修正公布後、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2項規範之違反食品衛生管理規定致危害人體健康罪，均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構成要件，即均採具體危險犯（一般具體危險犯之法律文字結構多為「致生損害」、「致生公共危險」、「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等用詞）之立法方式。

申言之，並非一有違反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第9款，或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等規定之行為，即當然可成立此罪，而以產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具體危險為必要構成要件。其中所謂具體危險，係指法益侵害之可能具體地達到現實化之程度，此種危險屬於構成要件之內容，須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之可能性（危險之結果），始足當之；故祇須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為已足，並不以已經發生實害之結果為必要。就前揭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4條第1項，或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2項規定而言，此具體危險，應指客觀上造成危害人體健康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造成人體罹病、死亡等健康受損之實害為必要，而僅須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為已足；且應就個別案情及證據資料，依社會一般之觀念，客觀判定此等具體危險之存否。

雖103年12月10日修正公布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立法理由有說明：「按原條文第1項為抽象危險犯，第2項為實害犯，司法實務上雖常已證明犯罪行為人有違反第44條至第48條之1義務之行為，卻往往難以證明有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結果，致重大食安事件，難以課予犯罪行為人第2項之罪責，爰在抽象危險犯與實害犯間，於原條文第2項前段增訂具體危險犯之處罰類型，即犯罪行為人有第44條至第48條之1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至同條項後段則為實害犯，需以有實害發生始成立犯罪，刑度亦較第1項之抽象危險犯及第2項前段之具體危險犯為重。」等語。姑不論所謂立法理由說明並不具法效力，對法院解釋、適用法律並無拘束力，法院應本於權責，在個案中妥適正確詮釋法律及涵攝犯罪事實，且依103年12月10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至3項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8百萬元以下罰金。」「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2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其條文第1項至第3項顯分別係採「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結果犯（實害犯）」之立法模式，是前開修法說明認103年12月10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2項原為實害犯云云，容有誤植。

至本院105年度第18次刑事庭會議引用前開立法理由之說明，只是針對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規定，認祗要在食品中攙撝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成立同法第49條第1項之罪，法院無庸就危險為實質判斷作成決定，並未認定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4條第1項，或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前之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2項所謂之「致危害人體健康」者，係屬實害犯或結果犯，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