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監聽票核發浮濫 法界批法院太荒唐

監聽票核發浮濫 法界批法院太荒唐

〔記者錢利忠、張文川、項程鎮／台北報導〕各級法院九十六年至今共核准監聽近五十萬支電話，但法官到監聽機房查核有無違法擴線或擴線監聽的次數，卻僅有二百零八次，法界人士質疑司法院及所屬法院核發監聽票浮濫、審核草率，並痛批「太荒唐！」「令人汗顏！」

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陳俊明教授指出，司法院及所屬法院嘴巴說會檢討，事後又解釋「電腦查核為主」、「人工查核為輔」，卻不告訴民眾未來是否會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也沒談論如何究責，「不覺得汗顏嗎？」

陳俊明質疑法官缺乏人權意識，他認為，總統府雖屢次發言指遵守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監聽案曝光後，證明總統府無法落實人權保障意識，法律雖有規定，司法機關或法官卻視為「工作上被要求這樣做」，「難道不知道，少一次監督，人權就少一層保障嗎？」

台大法學院教授李茂生說，檢警調六年多監聽約五十萬件，法官卻只查核監督二百零八次，「太荒唐！」法律雖有規定，法官卻不去做，可能是法治教育不夠、人數不足、審理沒效率，才敷衍了事。

李茂生表示，監聽執行機關也要檢討，據他所知，某些執行單位知道法官要來查核，隨意敷衍、扮家家酒給法官看，不會讓法官看到真實監聽作業，縱然法官有心、有時間監督，執行單位心態不變，再怎樣監督也沒用。

台北律師公會日前也發出新聞稿，指通保法的「保障人民通訊自由」立法目的，已被架空，通訊監察已成為偵查單位碰運氣辦案的工具，「人民隨時籠罩在政府濫權監聽的陰影下，不知何時會因為在電話中的幾句話，就必須受到偵辦」。

追究違法聲請者和核發者責任

台北律師公會認為，我國監聽浮濫早已眾所周知，此次監聽國會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除了要怪偵查單位濫行發動監聽，也要怪負責審核的法院一再姑息，未盡把關之責，政府有必要徹底檢討監聽法令和實務運作，嚴格禁止檢方濫權聲請監聽，並促使法院嚴格審核把關，追究違法聲請者和核發者的法律責任。

自由：憲法學者許慶雄︰監聽立院 民主社會絕不能容忍

憲法學者許慶雄︰監聽立院 民主社會絕不能容忍

憲法學者許慶雄。（資料照）

〔記者陳慧萍／台北報導〕特偵組濫權監聽國會，重創憲政體制，知名憲法學者、淡江大學國際學院教授許慶雄昨天表示，國會不可能是犯罪主體，特偵組監聽立法院總機，明顯濫權違法，民主社會絕不能容忍；台灣雖然從戒嚴走向民主，但包括檢察總長在內，還有大量司法人員不具備現代民主法治素養，需要「再教育」，否則台灣離真正的民主國家還很遙遠。

國會殿堂上演「竊聽風暴」，許慶雄受訪表示，監聽嚴重侵害憲法保障的「通訊秘密自由」，對言論自由是無形的打壓，當人民隨時處在被監聽的恐懼中，連說話都會有心理壓力，還有誰敢批評政府、指責政府違法失職？這是民主法治社會的底線，日本曾發生共產黨主席被監聽的案例，當時批准監聽的檢察官和法官，都被判處重刑且革職。

國會不會犯罪 不能成監聽對象

許慶雄質疑，特偵組監聽國會總機，等於是以整個國會為主體進行監聽，「國會」並不會犯罪，怎麼會成為監聽的對象？在國外，只有綁架案或立即明顯的生命危險，檢察官才可以聲請合法監聽，台灣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已經過度寬鬆，特偵組還利用關聯性「一案聽到飽」，完全無視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

他說，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人民只要有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可能性」，檢察官就可以聲請監聽，三年以上的罪名多如牛毛，「可能性」更是抽象的概念，這種規定「有跟沒有一樣」，國會當年不明就裡通過這種惡法，如今自食惡果，應該重新修法。

許慶雄感慨，最令他驚訝的是，檢察總長黃世銘違法竟然還敢公開講，明明刑事案件還在偵辦中，黃居然可以毫不掩飾、堂堂正正說他去向總統報告，「簡直像法律只能管一般人民、管不到他，所以他可以不用怕法律」；殺人犯如果公開自白，卻不用負任何責任，社會對犯罪還會有警戒心和畏懼感嗎？這種檢察總長，社會怎麼能容忍？這已經不是道歉可以解決的問題。

許慶雄沉痛指出，檢察總長向總統報告、甚至開記者會公布監聽資料，已經很嚴重了，總統竟毫不猶豫接受，還主動打電話去「關心」媒體；總統、檢察總長連基礎的法律常識都不懂，台灣怎敢侈言自己是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