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方法院對林益世所涉及的違背職務受賄罪判處5年6個月、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2年，另對藏匿貪污所得與職務上要求賄賂部分則為無罪認定，並宣告合併執行刑為7年4個月。如此的判決結果，肯定與民眾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
特偵組在去年起訴林益世時，再度沿襲扁案的作法，而以實質影響力說，來為林益世具有職務權限的依據，甚至還引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所涉及的洛克希德貪瀆案判決來加強其論述。惟就林益世曾擔任的立委職務而言，即便身兼黨鞭，仍無具體的職務權限，若僅以其有立法折衝之權，就來認定其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具有實質影響力，致能決定任何事務，實過於武斷與空泛，致有違罪刑明確性原則。而就林益世所擔任的另一職務，即行政院秘書長來說，即便其誇大自我的職權，卻不能因此遮蔽其僅是幕僚長的本質，於法、於現實，皆難與總統或日本首相的職權相提並論。
只是如此含糊不清的實質影響力說，仍得到法院的支持，卻又認為林益世所擔任的立委或行政院秘書長之職位，並不具有實質的職務影響力。依此而論，則林益世即便對陳啟祥有收受或要求賄賂，並為之向經濟部說項之行為，自不能成立公務員受賄罪，頂多以恐嚇取財罪論處。
台灣司法差別對待
而既然法院對貪污重罪皆認定無罪，自也無《貪污治罪條例》第15條的藏匿貪污所得罪及洗錢罪之問題，也因此，幫忙林益世為金錢隱匿者，自也無成立洗錢罪之可能。法院如此的反覆推論，或有其法律上的理由，卻更讓人質疑司法在面對其他人時，是否亦會一視同仁。若以之對照於扁案，更使人感覺，司法因人而異。
另就隱匿貪污所得部分，除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5條的藏匿貪污所得罪外，亦涉及洗錢罪，惟基於被告不可能不隱匿犯罪所得之理，此等罪名對被告而言，自屬於不罰的後行為，法院為無罪判決，自有其道理。若對照扁案判決，就被告洗錢部分仍可獨立成罪來看，卻又凸顯台灣司法因法官解釋不同所造成差別對待。
更可議者，還在於特偵組所搜得的不法所得，其總數早已超出本案被告所收得的6300萬數額，就此部分，檢方即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的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為起訴，並號稱是第一起以此罪訴追的案例。如此的宣稱，看似展現肅貪的決心，實則大有問題。因針對這些來源不明的財產，檢察官理應追查是否為他案的收賄所得，若僅以財產來源不明罪起訴，則在適用較輕的舊法，其法定刑最高僅為3年，但受賄罪動輒都在7年以上的情況下，如此的起訴不啻是捉小放大。若法院未察於此等犯罪的特性，即草率以財產來源不明罪為判處，不僅讓被告得以輕判，也使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規避受賄重罪護身符。
此次的第一審判決，雖非全為無罪認定，惟若觀察起訴內容對被告的嚴厲譴責，卻有相當大的落差，也等同賞檢方一大巴掌。最後，此案以無罪為終，實也毋庸驚訝。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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