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瑕疵，雖無準用同法第189條之明文，惟參諸董事會係供全體董事交換意見，決定公司業務方針之意旨以觀，如違反上開規定，其所為之決議，應屬無效。至同法第208條第3項固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然董事長對外所為之法律行為，如未經董事會決議或其決議有瑕疵，且其情形為交易相對人所明知，則該法律行為對於公司尚不發生效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3號民事判決

惟按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第206條第1項規定：「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又同法第218條之2規定賦予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之權利，乃因監察人為公司業務之監督機關，須明瞭公司業務狀況，俾能行使職權。而同法第204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通知監察人。董事會為公司權力中樞，為確保權力之合法運作及保障全體股東之利益，自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式符合上開規定。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瑕疵，雖無準用同法第189條之明文，惟參諸董事會係供全體董事交換意見，決定公司業務方針之意旨以觀，如違反上開規定，其所為之決議，應屬無效。至同法第208條第3項固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然董事長對外所為之法律行為，如未經董事會決議或其決議有瑕疵，且其情形為交易相對人所明知，則該法律行為對於公司尚不發生效力。

【刑法】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行為人之犯罪動機為何，犯罪所得之多寡及其主觀惡性、情節等，僅屬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1543號刑事判決

按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於95年7月1日生效施行之刑法第5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特別闡明：「一、現行第五十九條在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五十七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見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行為人之犯罪動機為何，犯罪所得之多寡及其主觀惡性、情節等，僅屬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52號判決意旨參照）。

【民法】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即主張抵銷之主動債權已屆清償期，而被抵銷之被動債權雖未屆滿清償期，倘債務人就其所負擔之債務有期前清償之權利者，亦得於期前主張抵銷之。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90號民事判決

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即主張抵銷之主動債權已屆清償期，而被抵銷之被動債權雖未屆滿清償期，倘債務人就其所負擔之債務有期前清償之權利者，亦得於期前主張抵銷之。

【保險法】保險法第64條第2項但書所規定之關聯性，在解釋上須考量要保人可能心存僥倖，儘量隱瞞應據實說明之事項，致保險人無從憑以作為危險之估計及保險費之計算，圖使原本為保險人所拒絕承保或須加費承保之危險，得以較低之保費獲得承保，一旦事故發生，即令與不實說明事項有關，充其量保險人至多亦僅可解除契約；如果兩者並無關係，被保險人即可達到以較低之保費，從原本須繳更多保費或根本不為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中，獲得保險金補償之目的，殊非事理之平。從而，應認該關連性存在對象係在於「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與「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之間，亦即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已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仍得主張解除契約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保險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

按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倘要保人有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之情事，要保人如主張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即應就保險事故與要保人所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並無關聯，且該事項已確定對保險事故之發生不具任何影響，保險人亦未因該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而造成額外之負擔，對價平衡並未遭破壞予以證明始可。亦即須就保險事故與要保人所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間之無關聯，證明其必然性；倘有其或然性，即不能謂有上開法條但書適用之餘地，保險人非不得解除保險契約，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61號判決可資參照。又要保人如主張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即應證明其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之間「無關聯、無必然性」；倘未說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之發生「有關聯、牽連、影響或可能性」時，即無保險法第64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適用，保險人非不得解除保險契約，亦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45號判決可資參照。

再按保險法第64條之立法目的，乃保險制度中「最大善意」、「對價平衡」及「誠實信用」基本原則之體現，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故意、過失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致保險人無法正確估計危險，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發生有相關連而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仍得解除契約；惟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雖具有違反誠信原則之事實，而此事實經證明並未對保險事故之發生具有影響，即對特定已發生之保險事故，未造成額外之負擔，「對價平衡」原則並未受到破壞時，保險人始不得解除契約；又保險法第64條第2項但書所規定之關聯性，在解釋上須考量要保人可能心存僥倖，儘量隱瞞應據實說明之事項，致保險人無從憑以作為危險之估計及保險費之計算，圖使原本為保險人所拒絕承保或須加費承保之危險，得以較低之保費獲得承保，一旦事故發生，即令與不實說明事項有關，充其量保險人至多亦僅可解除契約；如果兩者並無關係，被保險人即可達到以較低之保費，從原本須繳更多保費或根本不為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中，獲得保險金補償之目的，殊非事理之平。從而，應認該關連性存在對象係在於「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與「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之間，亦即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已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仍得主張解除契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44號判決可資參照。

【刑法】按背信罪之行為人主觀上必須認識「違背任務之行為」及「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結果」，始能成立故意。且背信罪之行為人除須具有背信之故意外，尚須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得利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損害意圖），若無此意圖，即屬欠缺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及致生損害於本人財產或其他利益之結果，亦不成立本罪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訴字第711號刑事判決

按背信罪之「違背其任務」，係指行為人處理事務違背其應盡之義務。而行為人處理事務是否違背其應盡之義務，應依為他人處理事務之原因所涉相關民事法規範，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背信罪行為之結果，須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背信行為與財產損害，須具有因果關係。所謂本人之財產，係指本人之全體財產，不以本人委託之財產為限。所謂本人之其他利益，係指具體財產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利益而言。凡使現存財產減少（積極損害），妨害財產之增加，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消極損害），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且所生損害之數額，並不須能明確計算，祇須事實上生有損害為已足（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87年度台上字第3704號判決意旨參照）；並以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已否受有損害，為區別既遂與未遂之標準（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50號判決意旨參照）。

按背信罪之行為人主觀上必須認識「違背任務之行為」及「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結果」，始能成立故意。且背信罪之行為人除須具有背信之故意外，尚須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得利意圖）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損害意圖），若無此意圖，即屬欠缺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及致生損害於本人財產或其他利益之結果，亦不成立本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10號判例意旨參照）。

【信託法】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信託契約之受託人在法律上為信託財產之所有人，其就信託財產所為之一切處分行為完全有效，倘其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僅對委託人或受益人負契約責任而發生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問題；至借名登記，在借名關係存續中，出名人就借名之財產並無處分權，而由借名人自己管理、使用及處分，二者並不相同。當事人間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契約），究係信託或借名登記，應依具體之事實認定之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民事判決

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信託契約之受託人在法律上為信託財產之所有人，其就信託財產所為之一切處分行為完全有效，倘其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僅對委託人或受益人負契約責任而發生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問題；至借名登記，在借名關係存續中，出名人就借名之財產並無處分權，而由借名人自己管理、使用及處分，二者並不相同。當事人間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契約），究係信託或借名登記，應依具體之事實認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按信託行為，係指信託人將財產所有權移轉與受託人，使其成為權利人，以達到當事人間一定目的之法律行為而言，受託人在法律上為所有權人，其就受託財產為一定處分行為，完全有效，縱令其處分違反信託之內部約定，信託人亦不過得請求賠償因違反約定所受之損害，在受託人將受託財產移轉信託人前，不能謂該財產仍為信託人之所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

【民法】所謂契約之聯立，係指數內容不同之契約相互間具有結合之關係而言，契約當事人以同一締約行為，結合數個契約，為契約之聯立。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1114號民事判決

按所謂契約之聯立，係指數內容不同之契約相互間具有結合之關係而言，契約當事人以同一締約行為，結合數個契約，為契約之聯立。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86年度台上字第2278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

經查，系爭房屋合約第29條前段約定：「本約之附件視為本約之一部份，並與本約具有同等效力，並與本約所座落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具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並自簽約時同時生效。任何一部份不履約時視同全部違約，解除合約時視為全部解除。」，及系爭土地合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本約之附件視為本約之一部份，並與本約座落基地之買方所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具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並自簽訂日起同時生效。任何一部份不履約時視同全部違約，解除合約時視為全部解除。」等情，已如前述，足見系爭房屋合約與系爭土地合約彼此間具有不可分離之依存關係，應共同履行，任何一部不履約，無從期待另一部可能單獨履行，且任一部分不履約時，即視為全部違約。綜觀系爭房地合約之內容、兩造簽訂系爭房地合約時之真意，及預售屋之交易習慣等具體情事，堪認系爭房屋合約與系爭土地合約在性質上屬聯立契約。

次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謂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7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沈茹茵雖分別與總瑩公司、楊碧玲簽訂系爭房屋合約、系爭土地合約，然系爭房屋合約與系爭土地合約屬聯立契約，彼此間具有不可分離之依存關係乙節，已如前述，足認總瑩公司等2人之給付係不可分離，易言之，其等就系爭房地合約之給付，具有使沈茹茵取得系爭房屋及所坐落基地所有權之同一目的，且因總瑩公司等2人間任1人違約，系爭房地合約即視同全部違約，亦即如有任一合約不履約，系爭房地合約之聯立契約目的即均屬不達，在契約履行義務上有明顯之牽連關係。

再者，系爭建案雖係由消費者與地主、建商分別簽訂土地、房屋買賣契約之合建分售模式，然參酌楊碧玲自承：伊是總瑩公司法定代理人之配偶，系爭建案伊並沒有與總瑩公司簽訂任何合建契約而約定分得任何建物，伊願意照建物之工程進度採月付款方式收取土地價金，是因伊跟建設公司剛開始就這樣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正、反面），及總瑩公司等2人陳稱：其等收取沈茹茵之價金，全部用於起造建物等語（見本院卷第120頁），足見總瑩公司等2人間不僅關係密切，且楊碧玲亦在總瑩公司之要求下，同意依系爭建案之建築進度按月收取土地價款，所收取之價金則用於起造系爭建案之建物，故系爭建案形式上雖由總瑩公司出售房屋、由楊碧玲出售土地，但實質上係總瑩公司等2人共同經營之事業，稽此益徵其等對系爭房地合約之債務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而屬不真正連帶債務。

綜上，系爭房屋合約與系爭土地合約屬聯立契約，任一合約不履行，視同全部違約，總瑩公司等2人就系爭房地合約之債務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故沈茹茵主張總瑩公司等2人就系爭房地合約應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語，可以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