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卑微護理師心聲（林詩晴）/ 我不是傲慢延遲的醫師（黃淳楷）/ 死了第二次的少女（陳家如）

卑微護理師心聲（林詩晴）

2013年12月10日

十多年前，我剛拿到護理師執照執業，某天輪大夜因病人有些狀況，我立即打電話給住院醫師；在醫學中心夜晚值班是直接打給住院醫師，不會打給正在實習的實習醫師，也不會讓實習醫師承擔這樣的責任。

但打了數通電話，住院醫師始終沒接，因為病人狀況危急，我直接打給總醫師，並陳述請他先前來探視病患，接著就去忙這位病患的事情。過沒多久，住院醫師急忙且氣呼呼的來探視病人並且在護理站開立醫囑後，居然看起我寫的護理紀錄來（一般醫師不太會理會護理師在紀錄上寫什麼），這是頭一遭我針對醫師無法立即前來處理病患的狀況在護理紀錄上留下紀錄。沒想到住院醫師拿著病歷指著我說：為什麼你要這樣寫？我說這是事實，call你又call不來！「我要保護我自己」。接著他就生氣走掉了。

這樣的狀況在鄉下的醫院更嚴重，誰值班？通知誰？誰會來處理？都沒有一定的準則，加上醫師的傲慢延遲，病患只好自求多福。

這也經常讓護理師覺得卑微，在原本忙碌的護理工作情境下更顯窘境。因為護理師須獨自面對家屬心急的要求回覆、要評估病患狀況、要打電話給醫師、要報告醫師病人狀況、要等候醫師前來探視病人並且處理。

很多時候，護理師必須獨自面對醫師還沒來、家屬急跳腳、被病患或家屬責難的情況；當然護理師也經常打電話給睡夢中的醫師，冒著被醫師摔電話或是責罵的情況，這處境真是難堪。有時為了病患安全，要跑到住院醫師休息室把有接電話但是叫不醒的醫師叫醒。有些醫院更是誇張，醫師值班領值班費卻大牌睡覺，讓專科護理師處理夜班值班的所有情形。

盼設夜晚值班機制

在醫院最危險的時間是夜晚跟假日，一方面是主治醫師不在現場，一方面是住院醫師在休息，一有狀況第一時間是護理師協助處理並且通知其他人到現場，但在夜晚護理師人力更是不足，1：20的護病比時有所聞，只要有一個病患有狀況，就會忽略其他病人的需求。 因此，區域醫院夜間1：10的護病比真的是護理同仁的極限，希望政府盡快建立夜晚值班機制，避免有下一個受害者。

台灣護理產業工會監事

我不是傲慢延遲的醫師（黃淳楷）

2013年12月11日

拜讀林詩晴護理師於貴報《卑微護理師心聲》一文，身為住院醫師，實在有一些話不吐不快。

全台灣有數萬名醫師，其中必然有工作態度令人不敢恭維者，但以我個人切身在醫院工作的觀察，絕大多數的醫師，尤其是正在值班的醫師，極少極少如文中所說「傲慢延遲」，刻意忽略護理師的手機呼叫。

人力減少工作量增

由於醫護角色不同，護理師有時可能難以理解值班醫師無法隨叩隨到，立刻解決病人問題；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值班醫師太忙了。台灣醫療崩壞早已是現在進行式，內外婦兒等科人力極度不足，新進醫師除非萬不得已很少有人願意進入這種高風險低報酬每天都過勞的工作環境。但人力減少，病人並未減少，甚而年年增加，每位醫師的工作負荷更大；例如以前值班可能一個醫師只照顧三、四十床的病人，現在可能要照顧八、九十床甚至上百床的病人。

上百床的病人從下午五點到隔天早上八點，全只有一個醫師負責，況且這個醫師可能還常常要處理從急診住院的新病人。這時候只要有一個病人狀況不穩，值班醫師根本就分身乏術了。以我的經驗，我曾在值班時同時遇到一個剛做完心導管的病人心律不整，另一個肝硬化病人正在大口大口地吐出鮮血，而急診正要送兩個新病人上來病房的狀況。這種狀況並不是偶爾才會發生，幾乎是每個月都會遇到幾次。在這種時候，如果護理師打電話來，而醫師判斷病人的主訴並不是立刻危及生命，處理的順序自然就會往後。但從該護理師與該病人的角度看來，自然覺得醫師就是「傲慢延遲」了。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我並非阮綜合醫院的當事醫師，對於該院發生的事件無法評論。但我要說的是，絕大多數的值班醫師都是在白天上了八、九個小時班完全沒有休息的情況之下，繼續值十五個小時的夜班，兢兢業業地守著手機。許多值班醫師連洗澡都不敢，因為害怕在洗澡的時候突然有病人需要急救，會來不及趕到現場。大環境無比嚴竣，願意投入救命科別的醫師越來越少，在此時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地批評這些救命的醫師「傲慢延遲」，無論對醫師、護理師或是病人而言，絕對都是三輸的局面。

醫師

死了第二次的少女（陳家如）

2013年12月12日

一個老母親悲痛欲絕，她的女兒開刀後，哀號了8個小時，九度向護理站求救，值班的主治醫師沒有回應，實習醫師在電話中隔空開藥。這位患者的媽媽，眼睜睜看著愛女，氣絕身亡。

在29年前的美國紐約，有一個Libby少女的爸爸，一樣哭乾了淚。

他年僅大學一年級的女兒Libby Zion發燒與抽筋送到急診，第一年住院醫師與實習醫師給予了她止痛與鎮靜的藥物。然而病情未好轉、更加躁動，護理人員在電話中向實習醫師報告，因為實習醫師正忙於處理其他十幾個病人，在沒有親自去看病人的狀態下，他決定給鎮定劑控制少女的躁動。然而隔天早上，少女的體溫升至42.2℃，心跳停止而亡。

美國立法護病患

事後少女的父母調查死因，發現沒有親自看病人的實習醫師，完全忽略少女正在服用的憂鬱症藥物跟一開始給的止痛藥物，竟然有致命的藥物交互作用！而負責的主治醫師不僅沒有親自去看病人，也沒有給這兩位正在訓練的年輕醫師，足夠的指導。更可怕的是，這兩位醫師竟在工作時間過長、病人數又過多的疲憊狀態下，失去耐心地透過電話隔空開藥，錯失了詳細詢問少女用藥病史的時機，一條寶貴的生命就這樣無辜喪失。

Libby的爸爸在極度憤怒下，努力推動一連串的立法。後來終於誕生了Libby Zion法案。法案確保病人是在足夠的醫護人力下受到治療，不只增加了主治醫師對年輕醫師的監督，也限定了醫師的連續工時不可過長。

是誰殺死了Libby Zion少女？是整個醫療教育的體系。然而，少女卻在台灣，死了第二次。

病人需要給富有經驗的醫師治療，這些年輕的實習醫師們，需要獲得足夠之監督，而在台灣醫療人力不足的狀況，卻把這些徒弟直接當師父，簡直是每個醫師與病人的噩夢。根據調查，台灣的實習醫師1周至少工作87小時，超出適當工時1倍多，實習6個月後就開始出現憂鬱及心血管的毛病，顯示壓力沉重，這是因為實習醫師自知能力不夠，卻必須照顧病人，等同把病人推向危險深淵，更是另一種醫療暴力。

台灣死去一個病人，我們努力抓出一個犯罪的女巫來燒死，以儆世人，以為再不會發生遺憾；在美國死去一個少女，卻讓美國誕生偉大的法案。美國從此減少無數家庭的破碎；而台灣，悲劇還在未來，蠢蠢欲動。

醫師